棋国象棋博物馆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是中国象棋发展史上的重要孕育阶段。这一时期，以六博为代表的古老棋戏达到鼎盛，而塞戏的兴起则标志着棋戏从“侥幸博弈”向“智力竞技”的转型。作为现代象棋的远祖，秦汉棋戏不仅承载着当时的社会文化记忆，更奠定了后世象棋“模拟军事、崇尚谋略”的核心特质。本文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系统梳理秦汉时期象棋的发展脉络与历史意义。

一、六博：秦汉棋戏的主流形态

六博是秦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棋戏，其形制与规则在《楚辞·招魂》《说苑》等文献中均有明确记载。据《楚辞·招魂》描述：“菎蔽象棋，有六箟些。分曹并进，道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这里的“象棋”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象棋，而是指用象牙雕刻棋子的六博棋。六博由箸（骰子）、棋（象牙棋子）、局（方形棋盘）三部分组成，每方六枚棋子（一枭五散），以杀枭为胜，行棋前需投箸决定步数，兼具运气与策略成分。

考古发现为六博的盛行提供了实物佐证。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战国末期六博棋局，与《楚辞》记载完全吻合：木质棋盘长38.5厘米，阴刻规矩纹，红漆绘圆点；骨质棋子分黑白两色，枭棋较大（长3厘米），散棋较小（长2.5厘米）。1972年河南灵宝张家湾东汉墓出土的绿釉博棋俑，更生动展现了汉代六博对弈场景：坐榻上置长方盘，半边摆六根算筹（箸），半边为方形博局，两俑跽坐对弈，形象逼真。这些发现印证了《史记·苏秦列传》中“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的记载，说明六博在秦汉民间已广泛流行。

然而，六博的“侥幸性”也引发争议。班固《弈旨》批评其“悬于投，不专在行，优者有不遇，劣者有侥幸”，认为胜负依赖掷箸运气，非纯粹智力竞技。尽管如此，六博作为“象棋”的早期形态，其“模拟军事”的特质已初现端倪：每方六枚棋子对应古代“五人为伍”的兵制，枭棋象征将领，散棋代表士卒，杀枭为胜的规则与后世象棋“将死对方主帅”的核心目标一脉相承。

二、塞戏：从六博到智力竞技的转型

针对六博的缺陷，秦汉时期出现了塞戏（又称“格五”）。据《庄子·骈拇》记载：“投琼曰博，不投琼曰塞”，塞戏摒弃了六博的掷箸环节，仅凭智力行棋，实现了从“运气博弈”到“策略竞技”的跨越。《后汉书·梁冀传》注引鲍宏《簊经》进一步明确：“簊有四采，塞、白、乘、五是也，至五格不得行，故谓之格五”，说明塞戏已具备严格的行棋规则。

塞戏的形制在考古发现中逐渐清晰。湖北云梦西汉墓与广西西林县西汉墓出土的塞戏棋局，与六博局几乎相同，唯独无博箸；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彩绘木俑塞戏，棋盘为黑彩底、白规矩形图案，棋子刻有龙虎纹饰，更显精致。这些发现表明，塞戏在汉代已形成独立体系，其“行枭散棋”的规则（以杀枭为胜，棋子分枭、散两类）与六博一脉相承，但更注重行棋策略。

塞戏的盛行推动了宫廷棋艺的发展。汉代设立“棋待诏”官职，专门陪侍皇帝对弈。《汉书·吾丘寿王传》记载：“吾丘寿王，字子赣，赵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诏”，吾丘寿王成为历史上首位有明确记载的棋待诏。此外，梁冀、沈文季等均为史籍记载的塞戏高手，反映出塞戏在汉代上层社会的流行。东汉边韶《塞赋》以易象解释塞戏，称其“四道交正，时之则也；棋有十二，律吕极也”，将塞戏与天文、历法、伦理结合，赋予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三、秦汉棋戏与军事文化的关联

秦汉棋戏的演变与军事文化密切相关。六博的“六子象征六军”“杀枭定胜负”，直接模拟古代战争；塞戏的“去侥幸、重谋略”，则体现汉代军事思想对“智谋”的推崇。这种关联在文献中多有体现：刘向《说苑·善说篇》记载孟尝君“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将棋戏与军事训练并提；《尹文子》称塞戏“尽关塞之宜，得用通之路”，强调其对行军布阵的借鉴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秦汉棋戏已出现“兵种分化”的萌芽。六博的“枭”（将）与“散”（卒）、塞戏的“枭”（主帅）与“散”（士卒），分别对应不同等级的军事角色，为后世象棋“将、士、象、马、车、炮、卒”的兵种体系奠定了基础。边韶《塞赋》中“行必正直，合道中也；趋隅方折，礼之容也”的描述，更将棋戏规则与儒家军事伦理结合，强化了棋戏的教化功能。

四、秦汉棋戏的社会文化意义

秦汉棋戏的普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需求。一方面，棋戏成为贵族阶层的娱乐方式，如《汉书》记载汉宣帝“微时好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棋戏是其社交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棋戏深入民间，《史记·苏秦列传》中临淄“六博蹋鞠”的记载，说明棋戏已成为市民阶层日常娱乐活动。这种“雅俗共赏”的特点，为后世象棋的全民化奠定了基础。

此外，秦汉棋戏的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为研究古代社会生活提供了珍贵资料。例如，湖北云梦秦墓出土的六博棋局，印证了《楚辞》中“象棋”一词的真实性；河南灵宝东汉博棋俑的服饰与姿态，反映了汉代手工业水平与审美取向。这些实物与文献的互证，构建了秦汉棋戏的完整图景。

结语

秦汉时期是中国象棋发展的“孕育期”。六博的鼎盛与塞戏的兴起，不仅推动了棋戏从“简单模仿”到“复杂竞技”的转型，更奠定了后世象棋“模拟军事、崇尚谋略”的核心特质。尽管秦汉时期的“象棋”与现代象棋形制迥异，但其“分曹并进、道相迫些”的对弈逻辑，“杀枭定胜负”的目标设定，以及“兵种分化”的萌芽，均已展现出象棋的本质特征。可以说，没有秦汉棋戏的积淀，便没有后世象戏的成熟与象棋的定型。这一时期的历史遗产，值得我们深入挖掘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