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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说，做杀方最好形成绝对的“三子归边”。A计划当然是二子即可做杀，第三子做预备队，抵消对方的干扰子力；而B计划，则是当二子做杀不成，再换另一套二子做杀。通常情况下，二子做杀不成，也要为后期的另二子做杀创造条件。所以有时候A计划就是弃子方案，比如引敌入我方埋伏圈，引导敌人的“向导”就是弃子。而B计划更是高要求，一击不中，再一击不中，敌方哪能给你那么多的机会。

特别是当敌方有干扰项，此时进攻方就应该使用预备队，甚至必须准备出“第二预备队”，保证“三子归边”的局部绝对优势。所以做杀就是一种综合考虑，特别是对方的干扰项比较强大，做杀一方就应该提高进攻的效率。于是就有了“双将杀”，因为敌方也有解杀的操作，其防守子力越强，解杀的能力越大。“双将杀”是一着走出两杀的攻击方法，纵使敌方防守子子力强悍，也不能解除两杀，这样才能做杀成功。

局势如上，黑方有两杀，动则无解，所以红方必然步步叫将，不能“断将”。比较容易的情况是，黑车如果不能参与防守，则红方很容易做出连照杀，因为步步叫将，第一攻如果弃兵，无非平兵和进兵两路攻法，心算之后你会发现，劳而无功；所以最后只有红方边马发动第一波攻击，马一进三叫将，如果黑车不参与防守，只有落士，黑方落士之后，红方仍然不能弃兵，因为弃兵后很容易断将，于是红方只有平中炮叫将，黑方支起右士，则红方走马出现闷宫杀；黑方飞开中象，则仍有红方退马闷杀。而现在黑车能防守，红方成杀的难度加大，“一车十子寒”，进攻者必须考虑这个相当于“十子”的大车的存在。

红方不能盲动，不能随随便便弃子，所以第一攻仍然是进马叫将。此时我们已经知道了一路黑方“无车”的杀法，所以黑方只有退车防守。因为黑车随红马的行动可退可进，红方要避免黑方的“解杀还杀”，于是得想办法让黑车无法离开。所以不能动马，只能动兵。而这个肋道上的兵，只有两种走法，或下底叫将，黑方落士，红方或退马叫将，或平中炮叫将，黑将高起，马、炮基本没有杀棋了；所以又剩下了“华山一条道”，红方只有兵四平五叫将，因为有红马的加持，黑方只有两种应法：士4进5，则马三退四，出现双杀，黑方只能解其一，所以必败；黑方出将，则红方仍有退马双将，因为是双杀，所以二杀必有其一。

于是红方有两路杀法：一、黑车不参与防守，则有马一进三，士5退6；炮四平五，象5进7（或士4进5，则红方马三退二成杀）；马三退二也成杀。二黑车参与防守，马一进三，车8退8；兵四平五，士4进5（将5平6，马三退四双将杀）；马三退四，双将杀。

“两地关心”一词来自明代学者方孝孺的《无题》诗其三。方孝孺自幼聪明好学、机警敏捷，长大后拜大儒宋濂为师，为同辈人所推崇。洪武年间，因大臣推荐，被朱元璋召见。朱元璋欣赏方孝孺举止端庄严肃，对皇太子朱标说：“这是一个品行端庄的人才，你应当一直用他到老。”但因治国思想不合，洪武皇帝将他礼送回乡。后来又因为别人的推荐被召到宫廷。朱元璋说：“现在还不是任用方孝孺的时候。”授予其汉中教授之职，每天给众儒学生员讲学，毫不倦怠。朱元璋的第十一子朱椿（明朝第一任蜀王）听说方孝孺的贤名，聘请他当世子（王的儿子）的教师。他每次见面，就向世子陈说道德。朱椿以特殊的礼遇表示对他的敬重，把他读书的庐舍命名为“正学”。到朱允炆即位，征召他任翰林侍讲。第二年又升调他做侍讲学士，国家重大的政事皇帝都要向他询问。后来燕王朱棣篡位，逼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严词拒绝，宁“诛灭九族”而不改，惨遭朱棣“诛灭十族”，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忠良悲剧。当初，朱棣率军从北平出发时，燕王朱棣的军师姚广孝把方孝孺托付给朱棣，说；“南京城攻下之日，他一定不投降，希望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灭绝了。”朱棣点头应承，但最后还是大开杀戒……

像所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样，方孝孺仕于朝廷，还是有回归山林之想。他想起自己的长兄和幼子，曾经动情的写诗言志，“伯兄海上思相见，幼子山南忆别离。两地关心归未得，夜看云汉立多时。”记得苏轼也常常有这样的“两地关心”，自己和老父亲住在一起，可是时常想念远在眉山的母亲和别处做官的弟弟。他写给弟弟的词中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创造残局的人想到红马一着两杀，红方两处兵马关注黑将；而黑方之车虽然被强行拉回，既要参与防守，又何尝不想进车底线，一击成功呢？都是“两地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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