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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军事还是游戏，处于优势之下而被反杀，因为经常发生，所以有时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常态。军事上，双方实力相当，这是一个互相“不败”的局面，求胜者就是在“不败”的局面下打破平衡，或全部或局部，形成绝对优势，最后夺得战争的胜利。而劣势一方则应该找到能够补偿自己劣势的因素，争取达到平衡，进而实现超越，最后完成反杀。战争的因素，不仅仅表现在数量上，有时会表现为其它因素。比如“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就是强调一个“关口”的作用，占据这样的有利地形，只用一个士兵，就可以抵挡上万兵力。等效来看，一个关口则相当于9999个士兵。如果没有其它因素的加持，一个士兵对一万个士兵，必败无疑；但如果一个士兵加上一个关口，则形成1+9999等于10000的效果。因此，当局者需要灵活面对各种因素，将战局导向于自己有利的局面，达到“不败”的效果，甚至实现困难形势下的”反杀“。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初冬，宋襄公领兵攻打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楚国派能大将成得臣率兵向宋国国都发起攻击。宋襄公担心国内有失，只好从郑国撤退，双方的军队在泓水（古河流名，故道约在今河南省柘城县西北）相遇。

楚军开始渡泓水河，向宋军冲杀过来。宋襄公的同父异母哥哥公子目夷说：“楚兵多，我军少，趁他们渡河之机消灭他们。” 宋襄公说，“我们号称仁义之师，怎么能趁人家渡河攻打呢？”楚军过了河，开始在岸边布阵，目夷说：可以进攻了。宋襄公说：“等他们列好阵地。”等楚军布好军阵，楚兵一冲而上，大败宋军，宋襄公也被楚兵射伤了大腿。

宋军吃了败仗，损失惨重，都埋怨宋襄公不听公子目夷的意见，宋襄公却教训道："一个有仁德之心的君子，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同时也不攻打头发已经斑白的老年人。尤其是古人每当作战时，并不靠关塞险阻取胜，寡人的宋国虽然就要灭亡了，仍然不忍心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子鱼却说：“打仗是以胜利为目的，还说什么君子之道！真的按襄公你说的做，就去当奴隶服侍算了，何必还打仗呢？”

这是古人的质朴，从说理的角度，如果楚国军队与宋国军队人数相同、兵器相同、病员素质相同，宋襄公可以站在道德高地讲仁德，可以让楚国的军队成功渡河后来一个标准“一对一”的战斗。但是，当宋国军队人数本来就处于劣势，本来就应当把地利当作宋国一方的一个等效条件，当楚国军队“半渡“之时，本来就应该乘势而战，取得胜利才是正常的。而宋襄公不考虑己方的劣势，不知道如何保持平衡，只会盲目讲仁德，最终成了一个可笑的假道学的典型。

局势如上，红方子力看似散乱，如何将所有的子力运至黑方九宫周围，最后完成致命一击，这需要当局者仔细筹划。从子力上说，红方基本上保有完整的大子配置，从棋形上看，红方没有”双车错“、”马后炮“、”夹车炮“等等杀法，从心算的角度，应该主要筹划有没有其它的变形杀法。

从用子的实效性出发，红方的第一攻应该有车、马共同完成，形成车马双将，如此则只有两种方式：车五进一和车五平六。一、车五进一，将4进1。以下红方有车五平六、车三进四、马五退七等招法，简单心算就能看出不成立。二、车五平六，黑将或平将中宫，或进将吃车：平将中宫，红方中马正好能形成卧槽马叫将，黑将平6，红方四路正好形成重炮杀；进将吃车，红方肯定不能用马叫将，只好用车，红方车三进四，把黑将逼到山顶，此时红方有制胜手段吗？且心算此时的局面。

如果还想象不到正确的结局图，此时就应该再想想红帅（黑将）的作用，特别是当”将头“没有任何子力遮挡时（挡脸），红帅（黑将）能够”独当一面“，关键时候一定不能忘记著名的”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如此，就很容易得到如下的结局图。

”辂（路）车乘马“是中国古代的座驾仪车规格，西周时期，”五辂“是周王的车驾规格，早在《周礼》就说天子有“五辂”，既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清朝初制“五辂”有玉辂、大辂、大马辇、小马辇、香步辇。除“玉辂”与《周礼》中所名相同外，其他四种都不相同。乾隆八年，高宗改用五辂，改大辂为金辂，大马辇为象辂，小马辇为革辂，香步辇为木辂，是这样就与玉轱共为“五辂”之制。以正“五辂”之名，至此，清代“五辂”成为定制，并于乾隆十三年首次使用。对于臣子而言，如果皇帝同意臣子使用”辂（路）车“，这就是给了一种极高的政治待遇。而”乘马“则是对应”辂（路）车“而配套用马的数量。比如明朝张居正后来为人诟病的豪华大轿子：这顶大轿子，面积相当于一间屋子，分为会客室和卧室两部分，内有卫生间（方便痔疮清洗），可以在轿子上办公，有两名小童伺候。轿夫则前十六后十六共三十二人，确实是派头十足。大轿子对应辂（路）车，乘马对应轿夫，就容易理解这样的派头。红方用了两个大子来“陪葬”，一车、一马，车是豪车，马是名马，这才是死得其所。如果从这个做杀的角度讲，局名用”黄肠题凑“或更有意义，这就是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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