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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04年，辽圣宗与大辽一代“雄主”萧太后率领20万大军南下攻宋，这对大宋来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北宋朝堂之上，大量官员都主张向辽国求和，有一些官员如王钦若、陈尧叟等还提出了迁都金陵或者成都的建议。显而易见，他们并不认为大宋可以抵御辽国二十万铁骑。此时的真宗赵恒也拿不定主意，但他素知寇准性情耿直，敢直言上谏，因而向他询问意见。

寇准不同意求和甚至迁都，面对真宗的询问，他没有顾及同僚间的“面子”，他向皇帝指出，不论是谁提出迁都的建议都应该处以死刑，一旦放弃都城南逃，大宋势必不保，当务之急是皇帝要与将士一同出征，将帅一心，奋勇杀敌，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大宋。真宗并非是昏庸之人，他十分赞同寇准的想法，决定放弃迁都，御驾亲征。寇准更力促宋真宗登上澶州北城门楼以示督战，“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宋真宗御驾亲征鼓舞了士气，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大宋军民多达几十万人。

在与辽国作战的前线，寇准亲自制定作战方略与后勤运输路线，确保大宋在孤军深入的辽军面前，可以做到以逸待劳。辽军虽号称20万，但由于他们缺乏后勤补给，打的又不是运动战而是城市攻坚战，在大宋境内根本占不到什么便宜。宋军坚守辽军背后的城镇，又在澶州（河南濮阳）城下以八牛弩射杀辽将萧挞凛（一作览）。所以战争开始不久，两国就着手议和。尽管寇准反对议和，但朝野上下大多主张议和，若是能做到不割地不赔款，与辽国议和也是可以的。公元1004年，宋、辽两国在澶渊签署协议，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大宋以每年输送辽国货币与物资的方式换取辽国不再南下攻宋的承诺。两国于十二月间（1005年1月）与辽订立和约：辽宋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因澶州（河南濮阳）在宋朝亦称澶渊郡，故史称“澶渊之盟”。两国在接下来的百余年里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事。寇准力主真宗亲征，大宋在战场上与辽军作战，以获得主动权，为澶渊之盟的签订以及保障大宋核心利益奠定了重要基础，可以说寇准拯救了大宋。

澶渊之盟解除了北宋王朝的危机，也去掉了真宗的心头大患，所以真宗对寇准优宠有加。但是当时的主和派王钦若等人对寇准却恨得牙痒痒，于是利用真宗的薄弱心理诋毁寇准。一次退朝之后，王钦若对真宗说了这么一句话：“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意思是说，按照《春秋》之意，城下之盟是在敌军大军逼近的情况下，被迫签订的屈辱性条约。澶渊之盟是在辽军压境的情况下签订的条约，实际上就是城下之盟。而且寇准还将皇帝忽悠到前线，将城下之盟决策者的帽子戴到皇帝头上。宋初承袭晚唐的风气，十分推崇《春秋》之意，而且被辽人占据的燕云十六州对宋代皇帝来说就是一块心病，这次条约基本宣告北宋放弃了这片领土。

王钦若说完这句话后，真宗眉头沉下来，陷入深思。王钦若接着说：“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王钦若直接将寇准的行为比喻成一次赌博，说他完全不顾皇帝的安危而孤注一掷，这种行为是十分危险的。言下之意就是说，寇准完全是拿皇帝的生命做赌注，幸好这场战争赢了，倘若输了，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真宗认定寇准是将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还要使自己背上千古骂名。于是，真宗罢掉寇准宰相之位并将其贬出京，以王旦为宰相，王钦若为副宰相。

王钦若能打动真宗皇帝的，实际上是那句“陛下，寇准之孤注也”，就是拿着皇帝的生命作为赌注，赢了一好百好，输了，一了百了。而象战中因为“红帅（黑将）”是胜负的标志，而把将（帅）逼至城头、暴露于火力之下，使其退无所归，也是一种闷杀的手段。

局势如上，红方虽有双车、一马，凑够“三子”之数，但黑方防守力量巨大，除了有一车、一砲、一马以外，更有两士尚存。红方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必须发掘出红帅的作用和使敌方拥堵之策，走出超高效率之棋。且看红方怎样完成这种“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因为黑方6路车盯住了红方四路马，所以红方动用五路车叫将必须是“双将”，于是只有车五进一；黑方将4进1，红方不能“断将”，只好车五平六，扣底叫将，黑方之后马2退4救驾，于是形成一个基本“闷杀”之形：

此时，红方别无他法，只好再跳马“海底”叫将，请各位看官心算之：黑方要解杀，用什么来蹩马腿？用砲？用士？红方车一进二，迎面叫将，黑方能解杀吗？且看结局图再心算：

魏文帝曹丕给自己的弟弟曹植出了一个题目，如果七步之内做不成诗句，将被处置。曹植动脚开走，真乃步步陷阱。此局用较少的步数，做出利索的绝杀，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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